写作是一种智力劳作，应该尽量创新，而不可因循苟且，写陈词滥调。
陈词滥调是好文笔的大敌，如果一个人想拥有好文笔，那就要像对抗瘟疫一样对抗陈词滥调。
周星驰主演过一部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其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桥段。唐僧说：“唉唉唉！大家不要生气，生气会犯嗔戒的！悟空你也太调皮了，我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乱扔东西。乱扔东西这么多……你看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！月光宝盒是宝物，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的。唉，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？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，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……”
电影里唐僧说的这些话就是陈词滥调。一个道理再正确，你反反复复地讲，也一定会把大家唠叨烦的。
对陈词滥调给他人造成的心理伤害，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也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出来：听了唐僧的老生常谈后，周星驰饰演的孙悟空一拳将唐僧打倒，说：“大家看到啦？这个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叽叽歪歪，就好像整天有一只苍蝇，嗡……对不起，不是一只，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呀，嗡……嗡……嗡，飞到你的耳朵里面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然后倒地翻滚，做异常痛苦状。
我之所以对《大话西游》里的这个桥段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它以夸张的方式讨伐了陈词滥调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厌倦听陈词滥调，只不过大家不是周星驰饰演的孙悟空，不敢对满嘴陈词滥调的人大打出手，也不大可能做出倒地翻滚之状。
虽然大家都厌倦听别人说陈词滥调，但如果不加以注意，我们写文章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写陈词滥调。要想有效地对抗陈词滥调，我们首先就要在思想意识上对惯用话语抱有相当的警惕。因为一种话语一旦成为习惯用语，被太多的人挂在嘴边，那它的精确性就会受损——为了达到“惯用”，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舍弃了个体的独特性的。而写作所需要寻找的那种精准表达，恰恰就是要发现词语的独特性。
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曾说：“惟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” 说的就是写作要去掉陈词滥调，使用鲜活的语言，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很难。对此，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：“一件事情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陈语滥调，而你也安于陈语滥调，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，并且自鸣得意。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上所说的‘套板反应’。一个人的心理习惯老是倾向‘套板反应’，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，因为就作者说，‘套板效应’与创作动机是仇敌，就读者说，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。”
套板反应在不同时代、不同群体的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。比如，古人形容一个人学问好，喜欢用的说法是“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”；如今的家长夸赞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爱用的说法是“妥妥的学霸”。古人夸奖一个女人长得漂亮，爱用的词汇是“柳腰桃面”，“沉鱼落雁之姿，闭月羞花之貌”之类；现在的人再夸一个女人长得漂亮，爱用的词是“颜值爆表”。其实，这些都是陈词滥调。夸一个人是“妥妥的学霸”，非常空泛。到底是怎样的学霸？哪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？有什么惊艳的表现？……一点具体的细节都没说，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“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”也一样，只给了一个学问好的概念，具体厉害在什么地方？才华高到什么地步？学问渊博到什么程度？得没得过公认的大奖？在学界拥有怎样的地位？……也都没说。用来形容女人漂亮的“沉鱼落雁之姿，用闭月羞花之貌”“颜值爆表”等说法也一样，都是只给概念，不提供细节，只有笼统的说法，没有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。
好的写作不能满足于笼统的说法，而要刻意寻求更具体、更精准的表达。小学生写作文，动不动就写“我高兴极了”，然后，文章就结束了。“高兴极了”“伤心极了”之类的就是小学生的陈词滥调。拜托，把高兴的状态具体写写，好不好？有的人高兴起来会不自觉地哼唱《最炫民族风》的小曲，边唱还边舞动身躯；有的人高兴起来会眉飞色舞地给别人诉说趣事，说的时候眼睛放着光，语速都比平时快好多。这是不同人的高兴状态各不相同。还有，人们在不同场合表达高兴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一个人在剧院里听相声听得很高兴，他可能会笑出眼泪来；一个人在足球场里看球赛看得高兴了，他可能会吹一个响亮的口哨。有了具体的细节描写，文字就有了画面感。设法把文字写得有画面感，是避免陈词滥调的一个好办法。
当然，避免陈词滥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创新。你写的是别人从来没写过的新题材，或者你采用了新视角，或者你找到一种全新表达技法，那你笔下的文字肯定不是陈词滥调。比如，在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读《诗经》那样的“四言诗”的时候，屈原创造性地写出了《离骚》，中国文学由此进入到“楚辞”的阶段。这一类的创新，堪称创举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曹雪芹等人的写作都属于这一类。
外国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普希金之前，没有人用俄语写出过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因为当时的俄国贵族习惯于使用法语。普希金率先用俄语写作，并写出伟大的诗歌和小说，俄国文学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。普希金用俄语写作的实践奠定了俄罗斯文学的基调，给后人的俄文写作树立了典范，他因此被誉为“俄罗斯文学之父”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创举。
还有哥伦比亚的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百年孤独》是影响力最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，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作家许荣哲认为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是“最好的小说开头”，马尔克斯是这么写的：“许多年以后，当奥雷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时，他想起了他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
这个开头之所以好，就在于作者把现在时、未来时和过去时浓缩在了一个句子里，一下子开创了小说叙事时空的新天地。人们读小说，读到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就会本能地从自己的时空跳到小说设定的时空中，这是一个心理开关。可是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一上来就是“许多年以后”，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未来时。那个时候，奥雷连诺上校正面对行刑队，要被枪决。在这个生死关头，他想起了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“想起”二字一出现，读者又急急忙忙地往回跑，越过小说设定的当下，跑到过去。一个句子浓缩了现在时、未来时和过去时，一下子就把主人公的命运轮廓给勾勒出来了。
奥雷连诺上校一生经历了32次革命失败，到了90多岁，还嚷着要武装他的17个私生子去推翻政府。这样的人遭遇革命失败，差点被枪决，正印证了“性格决定命运”的说法。可以说，“面对行刑队”是奥雷连诺上校的命运，而触摸冰块则体现了他的性格。
“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，当奥雷连诺上校还是个小孩的时候，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去吉普赛人的帐篷里看冰块，父亲要两个孩子摸一摸冰块。可是，面对从未见过、冒着白烟的冰块，哥哥退缩了。可奥雷连诺上校却勇敢地伸出手，触摸了冰块。触摸冰块虽是一个极小的生活细节，但它体现了奥雷连诺上校的性格：无惧风险、勇敢坚毅。拥有这样性格的人，天生适合搞革命，而搞革命就要接受革命失败后“面对行刑队”的命运。“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”和“面对行刑队”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，就这样神奇地发生了因果联系。
当然，我们必须说，无论是开创全新的写作领域，还是使用新的写作技法，都是非常伟大作家的高级创新，普通人很难取得这么高的成就。伟大作家的成就我们不能复制，但是他们的创新意识却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在写作中要像对抗瘟疫一样对抗陈词滥调，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意识。有了这种意识，就能倒逼我们不断创新。创新这桩事，需要我们充分调动智力。所以，我们在写作时应刻意保持“烧脑”的状态——好的作品，大都是动用了足够智力的结果。法国大作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曾把艺术上的创新比作眼科医生的手术，他说：“敢于创新的艺术家，在成名以前所做的努力，堪比眼科医生所做的手术。他们作画、写书，好比医生给病人治疗，这个过程未必赏心悦目。等一切都结束了，他们对我们说：‘现在请看吧。’我们看到的世界让我们觉得它跟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，但又完全是清晰明白的。”
那有人可能会问了：如果我写的不是什么新题材，也找不到全新的写作技法，那又该怎样怎么呢？
办法还是有的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说：“意新为上，语新次之，字句之新又次之。”在没有新理念、新题材，也没有新技法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不妨追求“字句之新”。
比如说爱情，这是很多小说都写过的题材，并不新鲜。爱情故事的类型也就那么几种，也很难编出全新的花样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彻底放弃，不写了吗？也不是，我们还可以多动动脑筋，在“字句之新”上下一番功夫。比如，你写：“翠花非常爱大栓子，爱得死去活来。”这就有陈词滥调之嫌，很难打动读者。而斯蒂芬·茨威格在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中这样写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爱：“我仿佛是你口袋里的怀表，绷紧着发条，而你却感觉不到。这根发条在暗中耐心地为你数着一分一秒，为你计算时间，带着沉默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跑，而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，你可能只会匆匆地瞥它一眼。”这段话写的是女主人公卑微而绝望的爱情，她把自己比喻成男主人公口袋里的怀表，感情抒发得极具穿透力。
同样是表达爱情的炽热，廖一梅在《恋爱的犀牛》也写过一段让人过目难忘的文字：“忘掉她，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忍受，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痛苦。忘掉她，忘掉你没有的东西，忘掉别人有的东西，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，忘掉仇恨，忘掉屈辱，忘掉爱情，像犀牛忘掉草原，像水鸟忘掉湖泊，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，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，像落叶忘掉风，像图拉忘掉母犀牛。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。但是我决定——不忘掉她。”这段文字前面讲了一大段忘掉的好处，还举了一组例子，但最后却说“但是我决定——不忘掉她。”这是典型的欲扬先抑，也是“字句之新”的又一经典案例。
爱情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看更接地气的例子。比如，你想形容一个人特别有毅力，有下面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：“坚持做一件事，即使短期看不到回报，也要继续下去。”第二种说法：“用一个人的长期主义去对冲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。”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好像差不多，但是第一种说法听起来就感觉差点劲儿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种说法的使用背景太宽泛了，学习、工作、锻炼、唱歌、跳舞都可以使用这个说法。它说的道理虽然没错，但听起来有浓浓的鸡汤味，甚至有陈词滥调之嫌。但是，换一种表达方式，说“用一个人的长期主义去对冲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”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感受一下长期主义、对冲、不确定性这几个词，这些词常常与科研、艺术、创业、创新等活动联系在一起，它们背后是隐含着精英气质的，同时又有一种“明知山有虎，偏上虎山行”的豪情，所以这第二句话就比第一句话更能打动人。
“字句之新”不是靠玩弄文字技巧就能掌握的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，我们在写作时有意摒弃陈旧的语言，使用新鲜的语言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。同时，它也能促使我们诞生新的思想情感。关于这一点，朱光潜先生说：“语言跟着思想情感走，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，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，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，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‘作’出来了，不至落入下乘。”这话道出了对抗陈词滥调的终极价值——不甘平庸的超拔精神和追求卓越的自强品格。如果你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，那么表现在写作上，你就会像对抗瘟疫一样去对抗陈词滥调，然后，全力以赴地拥抱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字，就像全力以赴地拥抱久别重逢的爱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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