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户思维是一个商业名词，核心的意思就是“以用户为中心”， 针对用户的各种需求，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。在市场经济中，用户思维可说是各行各业生存的是基本法则。企业不考虑客户所需，闭门造车，那是不可能赢得用户认可的。而失去了用户，也就等于失去了市场。
用户思维对写作同样重要。
写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沟通，而实现高效沟通的第一要务就是懂得换位思考，能替对方考虑，让对方有获得感和愉悦感。这首先要求作者心中要有读者，且愿意与读者真心交流。
作者除了心怀真诚外，还要有意训练自己的“分身”功夫——他既是作者，同时也是读者，合二为一。作者和读者是两种身份，作者的主要工作是表达，是向外输出信息，读者的主要任务是阅读，是接受信息。文章虽然是作者写出的，但要实现沟通顺畅的目的，就理应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体验。一篇好文章，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作者和读者交流效果最佳的产物——它既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所思所想，又能给读者以有良好的阅读体验。
那么，该如何在写作中贯彻用户思维呢？我们不妨从具体的例子说起。
第一个例子是汪伦写给李白的邀请信。大家都知道李白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诗《赠汪伦》。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背后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汪伦是唐朝徽州黟县人，后来迁居徽州泾县桃花潭畔。他很有钱，算是当地的一个土豪。他有文化情怀，愿意结交文化名人。可是，汪伦的财富水平远远达不到让自己名闻天下的程度。换言之，他只能算是徽州泾县的利税大户，跟大唐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还是没法比的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怎么能和大诗人李白成了朋友呢？在玄宗朝，李白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了，他又为什么会跑到徽州泾县去与汪伦把酒言欢呢？
起因是一封信——汪伦写给李白的一封信。
话说李白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之后，离开朝廷，到徽州宣城（今天的安徽宣城）去看望叔父李冰阳。宣城和泾县相隔不远，于是，汪伦就写信邀请李白来泾县做客。他在信中说：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处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？此处有一万酒家。”
李白一看有十里桃花，有一万家酒店，就欣然前往。可到了泾县之后就傻了眼，说好的十里桃花呢？说好的万家酒店呢？全没有。你个汪伦，彻彻底底就是大忽悠呀!
汪伦跟李白解释：“桃花者，十里外潭水名也，并无十里桃花。一万酒家者，开酒店主人姓万，并非有一万酒家。”意思是，我是忽悠了你，但忽悠得有说道。然后，汪伦就盛情款待了李白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数日之后，汪伦又在李白要离开前送了一大笔盘缠：有金银，有丝绸，还有骏马。然后他跟李白话别，说您离开的那天，我正好生意上有点事，就不能到码头为您送行了，请您收下这份薄礼……
李白一看，这份薄礼十分厚重，便谢过，收下了。
离开泾县的那天，李白去桃花潭渡口坐船。就在李白即将乘船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岸上有人踏着节拍唱歌——原来是汪伦带着自己的员工来为自己送别了。
李白心想：汪伦这哥们，做事就是不落俗套，常人送别大多是依依不舍、满心感伤的，而汪伦却踏歌相送。他就是希望我高高兴兴地来，高高兴兴地走呀!再联想起汪伦邀请自己、招待自己、赠厚礼于己的种种情景，李白遂心生感动，愈发觉得汪伦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于是，他大笔一挥，写下了《赠汪伦》一诗——
李白乘舟将欲行，
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
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李白的这首诗写得好，这是举世公认的，在此不多赘述。我这里要讲的是汪伦的用户思维。你看，汪伦知道李白喜欢旅游，就说这里有“十里桃花”；知道李白喜欢喝酒，就说这里有“一万酒家”。绝对是针对用户偏好，“精准打击”。正因为汪伦特别了解李白，所以才能把李白“忽悠”来。见到李白之后，汪伦先做解释，然后盛情款待；款待之后送厚礼，离别之际再“踏歌相送”。整个一套操作下来，给了李白极特殊的情感体验。
我们猜测，李白此次泾县之行的情感体验大体应该是这样的：接到汪沦的邀请信，听说那里有“十里桃花”和“一万酒家”，满怀期待，乘兴而来；待到实地一看，不见桃花，酒家也只一家，非常失望；汪伦一番解释，李白可能觉得这哥们还挺会“忽悠”，那就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吧；等汪伦盛情款待，李白在交往中就觉得这哥们还不错；再等汪伦送了一份厚礼，李白便知汪伦是真心想与自己交朋友；离别之际，汪伦在桃花潭“踏歌相送”，更是给了李白一份别样的感动。可以说，正是这番独特的旅游经历和情感体验，才激发了李白的写作灵感，让他写下了千古传诵的《赠汪伦》。不得不说，诗是李白写的，但汪伦对此诗的问世亦有贡献。
顺便说一句，2019年夏天，我曾在桃花潭给一个研学团队讲过《赠汪伦》这首诗。当站在汪伦送别李白的渡口，望着眼前静静流淌的江水，人们再细细品味这首唐诗，那真的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古人留下的璀璨文化，都是已经完成并经过历史严酷筛选的优秀成果。我们仅仅简单地接受这些成果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应该深入地了解古人是在什么情况、什么心境之下创造出这些成果的。这种“文化生成学”的思维或许会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新活动更有帮助。汪伦写给李白的邀请信，堪称在写作中践行“用户思维”的典范。我觉得，人们在学习、背诵李白的《赠汪伦》时，也应该顺带了解汪伦的这封邀请函，学学他的“用户思维”。
第二个例子是刘楠写给徐小平的一则短信。徐小平曾是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（所谓新东方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），后来他又创建了真格基金，成了著名的天使投资人。徐小平擅长演讲，一度被誉为“青年的心灵导师”。而刘楠是母婴电商蜜芽宝贝的创始人，她在创业初期，曾发短信向徐小平寻求帮助。这封短信的内容如下——
徐老师，我是个北大的毕业生，但是我现在在开淘宝店。我的销售额已经3000万了，但是我非常不快乐。我听说您是青年的心灵导师，而我是一个陷入心灵困惑的青年，您有时间开导一下我吗？
这封短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：徐小平接到短信后不仅给刘楠打了电话，而且交流之后，徐小平还给刘楠的母婴电商项目投了钱，真的成了她的天使投资人。几年之后，刘楠创办的蜜芽宝贝成了中国最有名的母婴电商品牌之一。
刘楠写给徐小平的短信，全文不到一百字，但处处贯彻了“用户思维”的理念。徐小平是商界大佬、天使投资人，很忙，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。向这样的人求助，如果求助信写得平平常常，那是很难引起他注意的。如果写一封声情并茂的长信，那大概的套路可能会是这样的：先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，顺便列举一下徐小平的辉煌成就，之后介绍自己及自己创办的企业，最后向徐小平提出求助。可是，这样的长信，徐小平大概率也是不会看的——一来是因为他没时间，二来是这样的套路徐小平太熟悉了。
那刘楠的短信为什么能引起徐小平的注意呢？其一，短，全文不到一百字。这样的短信，徐小平接到后扫一眼，不用一分钟就能读完。这就替徐小平节约了时间；其二，短信内容刻意设计了三层反常的信息对比，特别能让人产生好奇心。第一层对比，“我是个北大的毕业生，但是我现在在开淘宝店。”北大毕业生是天之骄子，人们印象中的正常职业应该是学者、企业高管等，他们怎么会去开淘宝店？这一下子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；第二层对比，“我的销售额已经3000万了，但是我非常不快乐。”这句话隐含的信息量更大，开个淘宝店和实现销售额3000万之间的巨大反差。以徐小平的商业敏感，他当然知道，开个淘宝店就能有3000万销售额，这样的淘宝店主绝非平庸之辈。能取得如此不凡的商业业绩，这个店主一定有故事。更关键的是，已经销售额3000万了，都实现财富自由了，这个人还说“我非常不快乐”，为什么？难道是有更大的梦想？这更让徐小平认定，此人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第三层对比，“我听说您是青年的心灵导师，而我是一个陷入心灵困惑的青年，您有时间开导一下我吗？”把双方的关系定义为“青年的心灵导师”和“陷入心灵困惑的青年”，避免了寻找“天使投资人”的嫌疑，也避免了“谈钱伤感情”的尴尬，更容易获得徐小平的回应。
其实，就在给徐小平写短信之时，刘楠的人生经历已经很辉煌了。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、艺术学的双学士学位，被保送读北大新闻系硕士研究生。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，她获得了无数的奖学金，还获得过南方报业集团首届“全国新闻奖学金”特等奖，可以说是一名标准的“学霸+才女”。硕士毕业时，她手上拿了一大把的offer：宝洁市场部管培生、新蛋管培生、百度公关部……她最终选择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美国陶氏化学，成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级白领。当了妈妈之后，她自己出来创业，创建母婴电商蜜芽宝贝。
这些曾经的成绩，刘楠在给徐小平的短信中只字未提，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身为商界精英和天使投资人，徐小平见过拥有辉煌履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再多一份类似的简历也难以引起他的注意。所以，刘楠把这些信息全部舍弃了，而在短信中只强化了三组对比强烈的信息。这就给我们一点很好的启示：写作不仅是加法的艺术，有时还是减法的艺术——只有舍弃那些不太重要的信息，才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凸显出来。如果想把各方面的信息都写进文章，那么，最重要的内容反而容易被淹没，就像一块金子被埋在广袤的沙漠中一样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
读到这里，有的读者可能会问，你举的例子，无论是汪伦写信给李白，还是刘楠发短信给徐小平，都是“一对一”的。一个真正的作家，他写出的作品往往是要让广大读者阅读的。“广大读者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“一群人”。在“一对一”写作中使用的用户思维，会不会在“一对多”的写作中失效？
回答是：二者在形式上确实有差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户思维会在“一对多”写作中失效。恰恰相反，若要在“一对多”的写作中取得好的效果，最便捷的做法就是通过想象，把“一对多”的问题转换成“一对一”的问题。
比如，你是一位中学校长，两天后要在学校广场上对一千多名学生家长做演讲。听众一多，场面一大，很多人在写演讲稿时就容易“失焦”——对着这么多的人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好。于是，有人就采用保守策略，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。说套话当然不大会犯错误，但是缺少针对性，不能让受众产生共鸣。
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不妨从这上千名家长中选几名跟你比较熟悉的，你的头脑中有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你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，你也知道他们的期许和焦虑。你不妨以几名家长为原型，通过“合并同类项”的方法将他们想象成一名家长——他的身上汇集了绝大多数家长的共性。然后，你就以这一位家长为“虚拟听众”来准备演讲稿和做演讲。这种办法不仅能让你迅速克服焦虑和紧张，而且还能使你的演讲更具针对性。
演讲如此，写作亦如此。表面看来，作家的日常活动就是坐在书桌前不断地书写，他们是孤独的表达者。可实质上，好作家的书写从来都是有对象感的——即便在独自书写之际，他的头脑中也存在着想象中的读者。虽然房间只有一个人，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；虽然还没有与读者面对面，但他也能大致想象得出他们的样子——这个读者的原型或是老家的表姐，或是身边的某位朋友，或是一位与自己交流过想法的官员，或是某次演讲会上向自己提问的公司白领，或是自己教过的某个学生……或者，是在杂取以上这些真实原型之后重新“创造”出来的一个更典型的“虚拟读者”。总之，写作中的用户思维不能仅仅是一种说法，而是意味着作者的头脑中要真切地拥有“虚拟读者”——这个“虚拟读者”可以是真实的某个人，也可以是虚构出来的某一类人。
作家的头脑中有了“虚拟读者”，那他笔下的文字也就有了更强的针对性。这方面我可以讲自己的例子。我也不是一开始写作就有用户思维的，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体悟过程。我刚开始写历史普及读物的时候，就是想把自己知道的历史分享给他人，根本没有清晰的读者定位，更没有所谓的“用户思维”——只是懵懵懂懂、莽莽撞撞地写，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。所以，我最初写的几本书都很小众，比如写近代新闻史的《新闻往事》，写近代西洋来华传教士的《昨夜西风》等。这类特别小众的图书，也有价值，但绝不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。
我真正悟出写作要有“用户思维”，那是2014年写作《春秋范儿》的时候。这个时期，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了一些读者。通过与他们的接触、交流，我隐隐约约地“摸到”了他们的某种文化需求，也感知到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切和误解。然后，我就尝试用今人更容易理解的话语方式来讲述中国历史。
《春秋范儿》出版之后，获得了2015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奖，社会反馈就比我以前写的那些书好了不少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，我做了好多历史文化讲座。每次讲座，几乎都有人现场提问。我在与听众的一次次互动中，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了“用户思维”的重要性，也逐渐积累了一些做文化普及的经验。
到了写《极简中国史》的时候，我就更加注意践行“用户思维”了。《极简中国史》可以说是我为“虚拟读者”量身定做的一部中国通史。我知道有这么一批人，他们想系统地了解中国历史，但他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读“二十四史”或者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。他们的文化需求是：希望有个靠谱的人，把有关中国历史的重要书籍都读了，然后再把其中的干货提炼出来，并用今人熟悉的话语来讲。
我想：自己能不能做他们心中的那个靠谱之人呢？司马迁曾说：“小子何敢让焉？”写一本中国通史，对我来说既是诱惑又是挑战。既然经得不住诱惑，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接受挑战了。于是，我动用自己20多年来的读史积累，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这本书。这本书获得了2017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奖，后来，版权输出了英、俄、阿、哈萨克等语种。2020年，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出版这本书的繁体字版。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我写过的十几本书中最畅销的一本，原因有很多。我想，其中就应该包含这一条：我在写这本书时自觉地践行了用户思维。
一篇好文章或者一本好书，从来就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，而一定是作者和读者合力完成的。一篇应试作文，绝不是考生自己认为写得好就算好，那得阅卷老师说好才算数；一篇毕业论文，也不能毕业生自己说优秀就优秀，那得参与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认为优秀才算数。同理，一部小说或一本畅销书，也绝不是作家自己认为好就算好，得读者叫好才算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作者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读者放在心中呢？
史蒂芬·柯维曾说：“任何事物都需要经过两次创造。一次在大脑中构思，另一次用行动付诸实践。”好的作家其实就是成功找到了自己读者的人，而这个找寻的过程也要经过“两次创造”——先以用户思维在头脑中创建一个“虚拟读者”，然后再通过为这个“虚拟读者”写作而找到真实的广大读者。
对写作来说，“虚拟读者”是作家用文字与之交流的对象。他们是“虚拟”的，但同时也是真实的。最初只存在于作家头脑中的“虚拟读者”，日后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。他们是作家文字的阅读者，他们是作家心灵低语时的倾听者，他们是作家持续写作的推动者。他们不只是作家的用户，他们还是作家的合作者——他们在还没有现出真身之时就以虚拟的模样活在了作家的心中，待他们读了作家的文字之后，一部作品才算最终完成。他们是作品的评审委员会，他们是作家的灵魂舞伴。作家理应与他们不离不弃，一路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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